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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標識。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是我們主動作為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的戰略舉措。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要求，堅持以開放促改革，依托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在擴大國際合作中提升開放能力，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我們要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和黨中央決策部署，切實增強使命感和緊迫感，加快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一、深刻認識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重大意義
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順應時代大勢、回應發展所需，作出的一項戰略部署，具有重大意義和深遠影響。
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內容。各類經營主體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是我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目標。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有利于借鑒國際通行規則，推動完善產權保護、市場準入、公平競爭、社會信用等方面的法律制度，健全各類經營主體更加充分有效公平競爭、商品和要素更加自由有序流動、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更加優化的制度體系，為構建更加系統完備、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重要支撐。
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高質量發展是新時代的硬道理。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關鍵時期，這一關乎全局的歷史性變化，對開放理念、開放模式、開放布局等提出更高要求。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推動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對外開放，有利于更加有效引進國外先進技術、人才和管理經驗，實現更大范圍資源要素優化配置，加快新質生產力發展和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為高質量發展提供強勁動力。
主動構建新發展格局的迫切需要。我國經濟已經深度融入世界經濟，國際環境變化不可避免會影響國內經濟發展，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提升國際循環質量和水平，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十分重要。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有利于對內對外開放互促共進、“引進來”和“走出去”更好結合、國內國際市場深度融合，不斷拓展國內經濟縱深，擴大對外開放空間，強化國內外經濟聯動，更好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為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提供有利條件。
提升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戰略舉措。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國際經貿規則加速調整，各國對市場、資源、人才、技術、標準等的競爭更加激烈。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持續深化商品、服務、資金、人才等要素流動型開放，穩步拓展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提升我國貿易投資合作水平，加強數字經濟、綠色發展、科技創新等新領域國際合作，有利于增強我國對全球要素資源的吸引力，提升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鏈中的地位，為形成開放型經濟運行管理新模式，培育市場、要素和制度新優勢提供重要保障。
維護和發展開放型世界經濟的實際行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符合國際分工發展需要，順應經濟全球化和世界多極化發展趨勢，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是中國堅定奉行互利共贏開放戰略，不斷以中國新發展為世界提供新機遇的重要行動，有利于推動形成開放、多元、穩定的世界經濟秩序，促進世界經濟走上強勁、可持續、平衡、包容增長之路。這不僅彰顯了本國政策和國際責任相結合的大國擔當，也是中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生動實踐。
二、科學研判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面臨的新形勢
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必須準確判斷國際形勢新變化，主動適應經濟全球化新趨勢，深刻把握國內改革發展新要求。
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具有堅實發展基礎。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加強改革開放頂層設計，統籌推動深層次改革和高水平開放，取得顯著成效。全面深化改革向縱深推進，完善產權保護、市場準入、公平競爭、社會信用等市場經濟基礎制度，推動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實現突破，全國統一大市場加快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我國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制造業第一大國，2013—2023年對世界經濟增長平均貢獻率超過30%。高水平對外開放深入推進，外商投資法及實施條例全面實施，外資準入負面清單持續縮減，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穩步出臺，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大幅提高，自由貿易試驗區、海南自由貿易港等對外開放新高地建設取得重要成效。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已有150多個國家、30多個國際組織加入共建“一帶一路”大家庭，“六廊六路多國多港”的互聯互通架構基本形成，成功建設運營了中歐班列、中老鐵路、雅萬高鐵、匈塞鐵路、比雷埃夫斯港等一批標志性項目，國際務實合作取得新進展新成效。我國長期保持貨物貿易第一大國、外匯儲備第一大國地位，吸引外資和境外投資居世界前列，開放型經濟格局加快構建。
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迎來重要戰略機遇。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開放合作仍然是歷史潮流，國際經濟聯通和交往仍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世界經濟格局加速演變，國際力量對比更趨均衡，以我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強，經濟總量占全球比重由2000年的21%上升至2023年的41.5%。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顯現出在多個國家、多個領域爆發的特征。我國2023年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超過3萬億元，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從2012年的1.91%提高到2.65%，全球創新指數排名由第34位上升到第12位，在5G、量子計算、綠色能源等重點領域實現從“跟跑”到“并跑”、“領跑”的轉變，為我國參與和引領國際經貿規則、標準制定等提供有利條件。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從中國倡議擴大為國際共識，國際感召力、塑造力、影響力顯著增強，為國際社會注入更多正能量。
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面臨多方面挑戰。全球增長動能不足、全球經濟治理滯后、全球發展失衡這三大矛盾尚未得到有效解決，加劇了世界經濟風險和不確定性。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開放創新合作生態遭到一定破壞，國際循環受限受阻。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風險增多，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權主義對我國外部環境安全穩定構成威脅。我國應對外部沖擊、暢通國內國際循環的難度加大，國內大循環存在難點堵點，資源要素暢通流動仍有制約，高標準市場體系還不健全，供需兩端尚未實現高水平動態平衡。我國參與國際分工和競爭的傳統優勢有所弱化，不同地區開放型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水平差異較大，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建設仍需加力。制度型開放仍需深化，與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尚有差距，涉外法治建設有待加強，一些重點領域風險還需有效防范化解。
三、準確把握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基本原則
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總體目標是，構建各類所有制企業更加充分有效公平競爭，商品、服務、要素更加自由有序流動，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顯著優化，投資、貿易、金融、創新等領域與國際規則更全面更深入更高水平對接，開放安全保障體系進一步健全，風險防控和開放監管能力大幅提升，國內國際雙循環更加高效暢通的現代化開放制度體系。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是一項系統工程，工作中要把握好一些基本原則。
統籌開放與發展。開放是為了發展，發展的水平決定了開放的層次。要以高質量發展為目標謀劃推進對外開放，加強吸引外資與境外投資、貨物貿易與服務貿易等協調發展，推動商品、資金、技術、人才、數據等更大范圍相互交融。要立足我國各行業領域發展水平，科學把握開放的節奏、步驟、力度，不斷提高對外開放水平。
統籌開放與改革。改革和開放相輔相成、相互促進。深化改革為對外開放提供體制基礎，對外開放又對進一步深化改革提出更高要求。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要統籌推進深層次改革和高水平開放，加強開放與改革的系統集成和高效協同。要以不斷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動國內外市場聯通和要素資源共享，以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推動體制機制改革取得新突破。
統籌開放與創新。創新是開放的重要目的，開放是創新的重要動力。要著眼國家戰略需求和國際競爭前沿，加強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開放創新一體設計，更好釋放創新第一動力的作用。要通過開放推動我國融入全球創新網絡，加快建設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開放創新生態，深化國際創新合作，提升全球配置先進生產要素能力，培育壯大新質生產力。
統籌開放與安全。安全是開放的重要前提，開放是安全的重要保障。要堅定不移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充分考慮更加復雜嚴峻的國際環境，以經濟安全為基礎，構筑與更高水平開放相匹配的開放監管能力和風險防控能力，增強在對外開放環境中動態維護國家安全的本領。要通過開放加快發展，進而更好保障國家安全，實現高水平開放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動。
四、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重點任務舉措
扎實推進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建設，要以制度型開放為重點，聚焦投資、貿易、金融、創新等對外交流合作的重點領域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完善配套政策措施，積極主動把我國對外開放提高到新水平。
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深化國有企業、數字經濟、知識產權、政府采購等領域改革。加快完善市場準入、產權保護和交易、數據信息、社會信用等方面的基礎制度，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提升政府管理效能，優化行政審批、市場監管、公共服務等，創造更加穩定、透明、可預期的政策環境。加強國內外標準對接，積極采用國際標準、先進規程制式等，制定一批與國際接軌的國家標準，推動中國標準“走出去”。深化制度型開放試點，更好發揮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開放綜合試驗平臺作用，穩步推進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探索首創性、集成式制度創新，做好復制推廣工作。堅定維護以世界貿易組織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完善推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機制，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積極推動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和《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擴大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
深入推動雙向投資體制機制改革。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資，合理縮減外資準入負面清單，擴大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推動電信、互聯網、教育、文化、醫療等領域有序擴大開放。深化外商投資促進體制機制改革，高標準落實準入后國民待遇，保障外資企業在要素獲取、資質許可、標準制定、政府采購等方面的國民待遇，提高外資在華開展股權投資、風險投資便利性。推動標志性重大外資項目落地實施。加強全國各類開放平臺統籌規劃布局，推動開發區管理制度和運營模式創新。完善境外投資法律政策，做好國內政策與雙多邊投資協定銜接。優化境外投資服務保障體系，拓展全國境外投資管理和服務網絡系統功能，更好發揮中國企業“走出去”綜合服務基地等平臺作用，提高境外投資管理便利性和有效性。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金融、會計、咨詢、法律等生產性服務業，為我國企業“走出去”提供優質專業服務。完善境外投資監管，引導企業合規經營管理，防范化解各類風險。
加快推進貿易協調創新合作發展。研究修訂對外貿易法，強化貿易政策和財稅、金融、產業政策協同，打造貿易強國制度支撐和政策支持體系。優化貿易雙向布局，拓展多元化進口渠道，積極開拓國際貿易市場。加快內外貿一體化改革，深化內外貿一體化試點，支持企業內外貿一體化經營，推動內外貿產品同線同標同質。加快貿易創新發展，大力發展數字貿易、綠色低碳產品貿易，推進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建設，創新提升服務貿易，全面實施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推進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示范，加快推進離岸貿易發展，發展新型離岸國際貿易業務。加快構建內暢外聯現代流通網絡，發揮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等平臺國際采購、投資促進、人文交流、開放合作功能，推進通關、稅務、外匯等監管創新，保障貿易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暢通。
有序推進金融領域雙向開放。深化銀行、證券、保險、基金、期貨等金融業開放，支持符合條件的外資機構參與金融業務試點，提高金融產品和服務的多元化和多樣性，促進市場良性競爭。推進金融市場雙向開放，提升境內外金融市場互聯互通水平和跨境投融資便利度。持續推動外匯市場發展，著力提升資本項目開放的質量。完善人民幣跨境投融資、交易結算等制度和基礎設施安排，營造以人民幣自由使用為基礎的新型互利合作關系。支持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發展，鞏固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支持澳門完善證券托管清算等金融基礎設施，加快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鼓勵中資金融機構“走出去”，規范境外投融資行為，優化對共建“一帶一路”的金融服務，積極推動開展第三方市場投融資合作，與多邊開發機構有序開展聯合融資。
著力建設開放型創新體系和創新生態。統籌推進科技自立自強與開放合作，構建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開放創新生態，集聚全球創新資源，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積極融入全球創新網絡，加強技術研發、知識產權保護、人才等創新領域的國際合作。完善符合我國國情、適應全球化發展的知識產權保護法律制度體系，推動完善知識產權國際規則和標準。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支持有條件的地方建設開放創新試驗區，探索創新要素跨境自由有序流動體制機制。打造國際創新資源開放合作平臺，大力開展國際研發合作，建設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科技創新中心。完善數據跨境流動合作機制，構建多層次全球數字合作伙伴關系網絡。深度參與全球科技治理，加強在全球創新議題和創新政策中的影響力。
不斷健全開放型經濟安全保障體系。健全經濟領域國家安全審查和監管制度，強化貿易、金融、數據等重點領域風險防控，提高安全審查和監管的有效性。完善貿易安全風險管控機制，推動形成多主體協同的貿易摩擦應對機制。健全金融監管體系，加強跨行業跨市場跨區域金融風險識別預警和應對。增強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防護能力，優化數據跨境流動監管機制。加強海外利益保護和投資風險防控，建立健全境外投資保護和救濟制度。加快建設我國法域外適用的法律體系，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長臂管轄”法律法規體系。完善參與全球安全治理機制，積極參與全球安全規則制定。加強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防范世界經濟波動和國際經濟政策外溢效應帶來的風險沖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