廈門大學與經濟參考報20日聯合舉行“2014中國宏觀經濟高層研討會暨中國季度宏觀經濟模型(CQMM )春季預測發布會”。會上，多位經濟學家圍繞本次會議的主題“優化政府融資結構，防范財政金融風險”，發表了對當前中國宏觀經濟問題的看法。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張卓元 中國經濟現階段面臨較大困難
張卓元表示，中國經濟的形勢現階段雖然逐步走向穩定，但它的下行空間并未完全遏制住，面臨著較大的困難與問題。
他說，我國近20年轉方式、調結構進展緩慢，4萬億元的投資刺激計劃帶來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糾正緩慢，是造成現階段經濟發展問題的主要原因。這一問題導致我國經過數年超高速增長大起之后沒有大落實現再平衡，因此中國經濟下滑不可避免。
“但現在比較占上風的觀點都是希望能夠繼續保持比較高的速度。比如8%左右，甚至還要高一點。”張卓元表示，現階段政府總想用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來糾正結構失衡，造成了現在產能過尸房地產市場提前發展，G D P每增加1%需要投入越來越多的資金等問題。以至于使得現在廣義貨幣量(M 2)和國內生產總值(G D P)的比重越來越高，新增的貸款和社會融資的總規模也越來越高。
張卓元說，我們必須認識到，雖然我國貨幣越發越多，但利率卻仍然走高的非正常現象。例如一方面，超兩位數的利率水平，另一方面，勞動力價格大幅上升，對實體經濟造成了較大影響。
對于地方債務問題，張卓元認為，軟預算要素對地方政府以及其債務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由于地方政府債務多是投資長期不能有收益的項默所以只能夠借新還舊，雪球越滾越大，造成今天的困難，包括現在部分債務違約的風險越來越多。”
“中國經濟問題仍需改革找出路。”張卓元說，三中全會的《決定》指出，要糾正政府直接配置資源過多，對于微觀經濟活動干預過多問題，包括人們長期說的以G DP論英雄，造成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 DP增速越快越好這些偏向。這次提出，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張卓元認為，地方政府債務膨脹過快，拉高利率水平，同時擠占了中小企業銀行貸款額度和提高融資成本，這也是下階段財政金融體制改革需解決的問題。“而改革最主要還是深化政府改革，如果不深化政府改革，經濟轉型很難實現，市場的決定作用就很難發揮，政府本身也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李善同 四個轉折點影響中國經濟發展
李善同認為，我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了四個拐點。第一個拐點是在經濟增長方面，2007年我國G D P高達14.2%。這是今后來看都不太可能再會發生的。第二個拐點是第二產業在G D P中的比重于2006年至2007年達到高峰，隨后逐步下滑。第三個拐點，進出口貿易對經濟增長貢獻也將在近20年間達到頂峰。第四個拐點則是勞動人口供給量將于2016年、2017年達到頂峰，然后逐漸減少。而這四個轉折性變化將對中國經濟發展有著較大影響。
李善同重點分析了其中第二產業比重下降問題。她說，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當前我國第三產業的實際比重已經超過了第二產業。這說明我國經濟結構已部分轉型，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國第三產業的增長率也已高于第二產業的增長率。從世界上各國來看，無論是高收入國家還是中高收入國家，多數經濟體第二產業的增長率都是高于第三產業的。即使是美國、日本這些以第三產業為主的國家，仍然保持著第二產業增長率高于第三產業的勢頭。因此應注意到制造業的重要性。
現在是什么在影響我國制造業李善同認為，勞動力等成本的上升導致了我國比較優勢發生了變化。2000年以后農民工工資的年增長是12.3%，這是比較快的。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在北京保姆的月工資實際上跟香港菲傭的工資是一樣的。如果說考慮到匯率差別的話可能還要高一些。此外，用地成本，融資成本，環保成本等因素的提高，也會對制造業發展造成影響。當前制造業的內部結構是，勞動密集型的產業比重在下降，出口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比重也在下降。另外一方面，影響制造業發展的因素是資金問題，資金過多流向房地產業也造成我國很多大型制造業業務未放在主業上，而是選擇經營利潤率較高的房地產業，這對于實體經濟的投資有很大的傷害。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汪同三 防范財政金融風險重在宏觀應對
汪同三表示，當前經濟形勢下要防范財政金融風險，一個重要的方面在于如何進行宏觀調控。他是從以前的三次國際性經濟危機、金融危機對我國的影響，以及我國當時采取的宏觀調控對策的經驗和教訓，做出如此總結的。
汪同三所提到的三次危機，分別是上世紀90年代后期的亞洲金融危機；2007年、2008年開始的美國金融危機，以及2010年、2011年出現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他認為，這三次危機對于我國的宏觀經濟運行都產生了比較明顯的影響，而且我國也采取了一些宏觀調控舉措來應對這些危機對經濟的沖擊。
首先，從亞洲金融危機來看，亞洲金融危機時期我國最主要的政策概括起來是“人民幣(6.0925, 0.0090, 0.15%)不貶值”。人民幣不貶值不僅是我國保持經濟穩定增長的需要，同時對于支持香港經濟也產生了比較重要的作用。汪同三分析認為，這實際上是把人民幣和美元掛鉤，也就等于和港幣掛鉤，以大陸經濟這樣一個龐大的主體來支持、保護香港經濟，這是當時采取政策的正面效果。但是這樣一種人民幣不貶值的政策也讓我國自身遭遇了一些損失，比如出現了通貨緊縮，導致后來的經濟恢復速度較慢。
其次，美國金融危機期間，我們的應對措施是采取了四萬億的刺激計劃。這個刺激計劃當時起到了很重要的積極作用，保持我們國家經濟較快、穩定的增長。而另一方面，計劃本身也帶來四方面的負面影響，比如因為貨幣超發引起的通貨膨脹；產業結構沒有得到調整；以及產能過剩和地方債。
和亞洲金融危機、美國金融危機不同，在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時候，我國采取的一個基本政策導向是：兼顧當前和長遠，穩定宏觀經濟政策，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著力激發市場活力，著眼轉型升級，優化結構調整。汪同三認為，在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當時特定條件下，采取這樣一個政策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基于這樣一種政策之后，宏觀經濟運行會出現其他的情況，當超過上限或者低于上限的時候怎么辦，彼時的宏觀調控政策應該是什么方向，還需要再繼續做進一步研究和積累新的經驗。
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李稻葵 落實金融改革化解宏觀風險
在當前經濟走勢略有下降的過程中，主要的風險是什么在李稻葵看來，最主要的風險就是地方債。“地方債如果局部爆發的話，毫無疑問，會通過金融體系來影響中國的經濟。”
他說，金融體系的風險首先會影響到銀行。大量的地方債是通過借新貸款去補舊貸款的，如果某一些地方政府一旦短期內不能還債、出現違約的話，那么直接影響的是商業銀行貸款的質量。第二個渠道是信托。信托的問題在于購買者都認為信托沒有風險，認為是6%到7%的利率是完全可以兌現的。監管者反復講信托是有風險的，但是投資者、老百姓不相信。然而這個認知本身并不符合實際。一旦局部地區地方政府的信托出現違約，一旦政府不給予救助，那么它對于市場預期的沖擊將非常大。
李稻葵認為，防范風險必須要清理信托產品。必須找出一兩個信托產品，真正讓其破產重組，讓相關的受益方、相關的投資者受到一定損失，通過這種方式逐步讓市場知道信托產品有風險。另外，在金融領域非常重要的一項改革就是銀行改革。銀行資產現在占到G D P的250%以上，包括優質資產在內的大量資產呆滯在銀行內部。他認為，銀行的改革要從資產證券化入手，通過合理的方式把銀行手中的一部分資產，有序的、合理的、部分的打包轉移到債券市場，讓銀行輕裝前進，化解銀行自身風險。
通過這種改革還可以做大債券市場，之后就能把一部分外資熱錢引入到金融市場。“如果一部分熱錢引入到債券市場，我們資本賬戶的開放也可以更加大膽一點，老百姓也可以有一部分資金出國。”李稻葵稱，“我們資金部分出國的話，人民幣匯率升值就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制造業、出口產業在未來一段時間就能獲得一個比較好的外部環境，而不是不斷受到匯率升值的困惑。”
總之，李稻葵認為，首先必須要把金融改革一項項落地，同時要在地方政府基礎建設的融資方面搞改革。“這兩件事情如果能夠落地，那么我們的宏觀風險就能夠得到一定的控制。”
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 高培勇 將所有政府收入關進“統一”的制度籠子
高培勇說，在中國一談到財政金融風險立刻想到的就是地方債。大家認為地方政府不擇手段的舉債是因為地方政府缺錢，缺錢的原因是現行的財政體制不合理，不合理的一個重要的表現就是中央和地方之間財力上的不均衡狀況。
在高培勇看來，大家常說的中央和地方收入“五五開”，僅僅是第一層次的政府收入，即公共財政收入。“如果我們把視野擴寬一點，把政府性基金收入、社會保險基金的凈收入，國有資本的經營收入放在一起，整個資金的分配就演化為‘三七開’了，中央政府只占30%，地方政府拿到70%。”
高培勇認為，要想緩解地方債風險，就要把全部政府收入動員起來，而不僅僅是盯著公共財政收入。從表面上看，2007年中國政府已經對外宣布，把非公共財政收入之外的三類政府收入都納入預算了。但是李克強總理在最近一次講話中提了一句話，要把所有政府收入都納入預算。之所以有這樣的提法，是因為事實上，我們對不同類型的政府收入采取了不同的管理標準和管理規范。
目前做到可審批、可統籌的只有公共財政預算。但是政府基金預算、社會保險基金預算和國有資本經營 預算，都是只審而不批，彼此之間不能打通，事實上都是各個政府部門的“私房錢”。如何把這種處于分割狀態的、具有私房錢性質的收入劃入到公共類的項目當中，這是下一步財稅改革應該著眼的一個方面，也是防范財政金融風險、防范地方債務風險的一個重點。十六屆三中全會文件寫了一句話，叫“實行全口徑政府預算”，就是想解決這個問題。現在看來，解決得也不夠徹底。高培勇認為，最大的障礙是政府部門自身。
高培勇稱，為了防范地方政府債務可能出現的風險，特別是從機制的角度徹底根除風險，我們要下決心把全口徑預算管理落到實處。要把全部的政府收入納入預算，必須在這句話當中加上兩個字，用雙引號括起來，將所有政府收入關進“統一”的制度籠子。
國家發展改革委學術委員會秘書長 張燕生 我國短期宏觀經濟穩定有保證
張燕生說，從數據來看，在新一輪的調整中，2013年到2015年我國的G D P能夠控制在7%到8%的區間，通貨膨脹率是可以控制在4%以內的，今明兩年解決短期的宏觀穩定是有保證的。在此基礎上，應該把經濟形勢分析的側重點更多地放在公共財政實際收入下降等具體問題方面。比如，當前階段究竟應該是減稅來培育稅源、擴大稅基，還是應該征稅當財政的收入下降，支出又呈現剛性的時候，準公共品是不是可以用公私合作關系(PPP)的方式和民營化的方式
通過分析這些問題他認為，我國事實上將不可避免地面臨調整和改革的問題。因為在這些問題的背后，實際上可能不是一個短期的融資難題，而是短期增長背后的結構性因素和體制性因素問題。
對比最近發生的三次國際危機，張燕生認為，亞洲經濟危機其實是亞洲生產網絡的危機，因此凡是對于亞洲生產網絡依賴度較高的經濟和企業都受到重創；對美國全球生產網絡有嚴格依賴的經濟則基本上沒受到影響。美國經濟危機所造成的影響則剛好相反，因此必須要考慮政府的政策應對究竟應該是順周期還是逆周期的。所以解決地方債的問題實際上是要解決我國地方政府在過去10年所發生的一些背后的制度性因素，對此必須要進行體制的全面深化改革和結構性調整，才能夠做到總遼控。
張燕生還表示，我國過去整個10年確實沒有把結構調整和體系改革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就開始了中央和地方財權事權的改革、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體制的改革，包括金融體制的改革。“在這個時期里，實際上很多的東西是一個舊體制回歸的問題。”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部長 余斌 現階段應有序釋放已積累的風險
余斌認為，對于2014年的經濟增長我們不能持有過高的預期，其正在面臨著較大下行壓力。
從國際環境方面，雖然全球經濟增長會略有回升，但由于我國現階段突出的特點是出口增長不再具有穩定性，因此，很難得出今年的出口增長明顯高于去年。例如，2013年，1月至4月增幅達14%以上，但后半年，6月、9月是負增長，11月又增長至10%。余斌認為，造成2013年出口增長月度之間大幅度波動的主要因素是，一是虛假貿易可以解釋年初的高增長；二是人民幣匯率的變化帶來出口的波動；三是中國出口競爭能力發生變化，從而使出口增長不再是隨外部環境的變化而變化。這就意味著，2014年即便外部環境是改善的，我們也很難得出今年的出口增長明顯高于去年。
“更大的問題是在于投資增長難以保證。”余斌說，從過去五年投資內部平均的結構來看，制造業占34%，房地產占25%，基礎設施占21%。制造業方面，已連續兩年投資大幅下降，產能過剩、過度競爭、惡性競爭，從而使制造業增長出現明顯滑坡。與此同時，2014年，隨著住房供給超過需求，供給寬松，預計房地產投資增長將出現明顯的下降趨勢。而占比較重的基礎設施，在目前地方債務嚴重的情況下，新的改革舉措又短期難以見效，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很難再指望基礎設施投資的增長能夠達到很高水平。
與此同時，本是我國利好因素的消費，今年情況也不能樂觀。“各種各樣的規定日益嚴格，制造業整體滑坡的后果帶來居民收入增長的下降，消費能力下降。因此，我們預計消費能夠達到去年平均水平就已經很不容易了。”余斌說。
余斌認為，現階段需要做的是有序釋放已經積累的風險。他認為，房地產泡沫、地方政府債務、影子銀行、產能過剩、出口競爭能力的下降等問題已風險積聚，同時，這些問題都是相互關聯、相互傳染、相互影響的。哪個領域出了問題政府都去兜底的話，這些風險只會不斷地積累，而不可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因此，余斌建議，我國應進行主動調整，通過深化相關領域的改革，使已積累的風險得到有序釋放，以避免未來大的波動。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研究員 張茉楠 提高去杠桿效率須創新思路
張茉楠認為，關注財政風險非常重要。對于中國經濟來講，現在不僅要管理杠桿率，還要管理去杠桿的風險。
她說，全球的債務危機和金融危機，歸根結底是國家資產負債表的危機。面對這個危機，去杠桿化、消化債務是一個國家經濟再平衡不可避免的過程。從國際的情況看，能夠比較完美的去杠桿化的國家并不多。管控去杠桿化對于一個國家來講，要比管控杠桿本身更重要。從中國經濟當前的情況來看，我國管控風險的能力值得質疑。
張茉楠認為，中國地方債務最大的風險并不是來自于償債風險，而是短期來自資產端和負債端，由于期限不匹配所造成的流動性風險。正因為當前我國不存在總量風險，而是一種短期流動性風險，所以我們的著眼點和出發點一定要從調整資產負債表的結構入手。資產這一方，可以考慮把現有的所謂債權的部分轉化為股權，也就是完成債務向資產的轉換。比如說可以建立一個基礎設施的產權交易市場，把債務通過股權市場、通過產權交易市場進行置換。另外，也可以通過債務重組或者是債務違約的形式， 通過債券市場來消化風險。
另一個角度是，我們可以推動間接融資向直接融資轉化。比如把商業銀行中沉淀下來的銀行資產和大量的居民儲蓄，從存量資產當中盤活出來，讓他們進入金融市場和股票市場。
張茉楠還表示，地方政府債務實際上是地方政府公司化、商業化的這樣一個矛盾所決定的。未來可以考慮盤活國有資產，把我們現有的一些經營性資產，能帶來貨幣收益和流動性收益的經營資本，更多注入地方融資平臺當中。
此外，針對很多地方政府未來要提供公共產品，但是這些公共產品并不帶來商業回報這一問題，張茉楠認為，可以設立一個特別的公用賬戶，讓這些公益化的資產在特別賬戶當中盤活和存活。而讓真正有收益的部分、商業化的資產來補貼這部分公共特別賬戶。
中國社科院原常務副院長 王洛林 多地申請自貿區對經濟影響有待觀察
在分析目前的經濟形勢時，王洛林認為，2014年的經濟形勢比2013年還要困難一點，這幾乎是一種共識。現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微博](IM F)對2014年的世界經濟是逐漸的調高預測，對中國經濟則是調低。在2010年高增長之后，近幾年我國經濟一直在以一種中速增長的情況延續，對于決策層壓力會增大。面對這樣的情況，他建議要注意引導各級部門面對現實。
“我們不要講如果怎么怎么改革，就很快又會快速增長，我看這個不大可能。只有正視現實，才是進一步加快改革調整的基礎。”王洛林認為，目前的經濟形勢就處在一個陣痛階段，因此經濟的下行壓力比較大，不可避免。而結構調整和改革對經濟的促進作用在短期之內難以表現出來。在這樣一個期間，對經濟形勢的分析預測，應該首先要面對現實，不應該去加以粉飾。
王洛林說，上世紀90年代期間分析和預測經濟形勢主要是圍繞G D P，就是預測明年G D P會怎么樣，投資、消費和和出口會怎么樣。而目前這一情況已經發生變化。就目前而言，業界普遍認為片面追求G D P的增長已經不再合適。所以當前對經濟形勢的分析和預測方法也需要相應有所調整。王洛林建議，除了分析一些帶有根本性、長期形成的結構和體制的因素，對于短期的一些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也應該相應分析。比如就業問題和糧食問題。因為經濟增長下行往往要過幾個月才會表現在就業上。而由于這些年來大量的農民工進城，農村土地嚴重拋荒，郊區的好地又大量賣給房地產老板，估算的時候好像土地總量沒有減少，實際上好的耕地正在迅速的減少。
此外，“據說現在除了上海自貿區以外，全國已經有20多個城市在申請搞自貿區，中央傾向于天津和廣東可以先搞，其他城市現在紛紛的在搞。”王洛林表示，這些城市在申請自貿區的積極性可以理解，因為現在找不到經濟亮點，但是這樣對我們經濟具體會有什么影響還有待進一步觀察和研究。
（來源無錫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